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
在那个诗人命运跌宕起伏的盛世大唐，贬谪、流放几乎是文人仕途的常态。韩愈遭逐，柳宗元远谪，白居易屡遭冷遇。

有一位诗人却走出了一条几乎无人能及的安稳之路。36岁中状元，85岁归乡，仕途中从未遭贬。他就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。这样的经历，在动荡的大唐诗坛，显得格外罕见。

早年求仕

卢纶出生在开元二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737年。他的故乡在河中永济，那里是黄河沿岸的重要节点，古来水运繁忙，商旅来往密集，文化氛围浓厚。卢氏家族在当地属于有名望的士族，虽不算权门，但积累了稳定的社会地位。这样的出身让卢纶自幼便能接受较为完整的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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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的教育体系以州学、私学、家学为基础，再以上京的国子监为最高学府。卢纶成长的年代正值盛唐余晖，诗歌繁盛，文风鼎盛，读书人几乎都把进入长安、参加科举作为首要目标。卢纶自幼聪慧，五六岁便能成诵诗文，十余岁已能作诗。他的父辈重视教育，常以经典文章训练他，兼修诗赋。

唐代科举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进士科已成为最重要的仕途入口。进士及第，不仅是文才的证明，也是社会地位的跃升。唐玄宗开元盛世后，科举竞争愈发激烈。尤其到了天宝、至德之后，安史之乱动摇了门阀世家的根基，寒门士子也开始大量进入仕途。卢纶身为地方士族，既承袭家学，又必须依靠科举来获得仕途突破。

他在长安求学时，与同辈文人多有交往。大历年间，钱起、吉中孚、韩翃、李端、耿湋等人声名渐起，后世合称“大历十才子”。卢纶与他们并列，足见其才名在当时已受瞩目。年轻时的他，诗风多模仿盛唐前辈，尤其是高适、岑参的边塞风格。他关注军旅、边疆，写慷慨之音，和同辈酬唱往来，逐渐在诗坛确立位置。

在科举路上，他却并不顺利。唐代进士科考试分诗赋、策论两类，难度极高，落第者常年滞留长安。卢纶也曾多次应试，却屡屡未第。在长安求仕的日子，他多次因落榜而生活困顿，靠朋友接济度日。唐代士人社会重视文名，未第之士往往在京师集结成朋党，以诗文自娱，等待机会。卢纶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这种徘徊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。直到广德年间，他终于迎来转机。那一年，他已36岁，终于一举登第，并且名列第一。“36岁高中状元”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节点。这不仅让他摆脱了多年困顿，更使他立即进入朝廷视野，获得监察御史的职位。

在当时的唐代，御史台是朝廷的耳目与纠察机关，御史负责监督百官、弹劾不法。这个位置常常伴随着巨大风险。许多御史因为言辞激烈而被贬逐，甚至远谪岭南。然而卢纶不同，他以谨慎著称，言行收敛，不以激烈言词求名。在风声鹤唳的御史台，他平稳地度过了任期。

此时的他，文名与仕途开始相互交织。他的《塞下曲》写胡笳铁骑、边地风雪，描绘将士征战的场景。诗句简洁有力，富有战场气息，与当时的尚武氛围契合。大历年间边境战事频仍，边塞诗备受推崇。卢纶正是凭借这类作品逐渐赢得世人赞誉。

从一个屡试不第的士子到36岁中状元，从困顿文人到御史台官员，卢纶的早年经历像是一条不断积蓄力量的河流。他没有如王维那样少年成名，也没有如孟浩然那样早年成就，却凭借坚持与耐心，终于在中年时实现突破。

仕途起点

登第后的卢纶正式进入仕途，成为监察御史。这是一个棘手的岗位。御史需要巡视地方、弹劾百官，同时也要上奏谏议，劝谏皇帝。御史往往被称为“风宪”，其职责是维护朝廷纲纪。然而，这个岗位也伴随着极高风险。唐代政治复杂，党争频仍，任何不当言辞都可能引火烧身。

卢纶在御史任上表现谨慎。他没有因为科举及第而急于求功，而是以稳重处世，避免与权臣冲突。当时的宦官势力日益扩张，牛李党争渐起，很多御史因为站队或直言而被外放。卢纶却没有卷入其中，他选择避开锋芒。

与此同时，他的诗歌逐渐广泛流传。边塞诗风在大历年间达到高峰，高适、岑参之后，卢纶成为新一代代表。《塞下曲》六首写尽战士从戎的艰辛与壮烈：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”这类诗句，简洁雄浑，常常被后人传诵。它既表达边疆将士的豪情，也映照出诗人对军旅生活的关切。

任御史期间，卢纶未因诗文触怒权贵。很多诗人因讽刺现实而遭贬逐，例如韩愈、白居易都曾因直言遭排挤。卢纶选择保持分寸，用诗歌书写军旅而非揭露权场。这种取向，使他在险恶的仕途中保持安稳。

几年之后，他调任国子博士。国子监是最高学府，博士要负责讲授经学，培养太学生。这一岗位权力不大，却体面而安稳。卢纶在国子监任职期间，继续保持谨慎风格。他注重学问，不卷入口角。这份低调成为他仕途的保护伞。

在国子监的日子里，他与众多学子交往，留下文坛影响。与韩翃、李端、钱起等人交往频繁，酬唱不绝。“大历十才子”的名号逐渐传遍京师。在这一群体中，卢纶的仕途最为稳健。其他才子或早逝，或遭贬逐，唯独卢纶安然前行。

监察御史与国子博士两个阶段，奠定了卢纶的仕途基调：既能参与朝政，又能远离权斗。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。他没有韩愈那样的锋芒，也没有柳宗元那样的锐气，但他有一种谨厚的守分。正是这种守分，让他在风雨飘摇的唐代官场中站稳了脚跟。

中年稳定

步入中年，卢纶的仕途愈发稳健。他曾担任太子中允、户部侍郎等职。太子中允是东宫属官，主要负责侍从太子，起草文书，地位清要。户部侍郎则是管理财政的职位，直接涉及赋税与国库。唐代财政在安史之乱后出现严重危机，藩镇割据、赋税流失，中央财政拮据。许多户部官员因财务问题而被牵连，甚至遭弹劾。卢纶在户部任上，没有被卷入任何纠纷。这种在财政要害部门全身而退的经历，在唐代仕途尤为难得。

这一时期，他的生活轨迹与诗歌创作密切交织。唐代士人以诗文结交，朋党林立。卢纶虽是大历十才子之一，但他不以锋利讥刺闻名，而是以边塞诗和抒怀诗流传。他写军旅征战，写风雪戍楼，写夜深鼓角。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”一句，被誉为传神之笔。这种简洁的雄浑之风，使他成为继高适、岑参之后的边塞诗代表。

与同时代文人相比，卢纶显得格外平稳。韩愈直言敢谏，数度被贬；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，被放逐湘南；白居易在《新乐府》中讽刺现实，也曾被削职。卢纶却在政治激流中保持安稳。他不缺诗名，也不缺仕途，却始终谨守本分。《旧唐书》评价他“谨厚有守”，八字勾勒出一个处事周全的官员形象。

在国子博士任上，他常与学子讲论经义。他的治学并不以奇险取胜，而是注重正统儒学。学子中不乏后来进入仕途的官员，他们对这位诗人出身的博士多有敬重。卢纶并非以讲学成名，却借此稳固了仕途人脉。

中年之后，他在朝堂上没有卷入牛李党争。唐宪宗、唐穆宗时期，党争成为朝堂主旋律，许多官员因站队而起落。卢纶却始终保持中立，既未因依附某方而骤然高升，也未因站错队而遭打击。这种不偏不倚的姿态，使他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持续稳健。

诗歌创作仍在继续。大历十才子中，钱起早逝，韩翃仕途坎坷，耿湋郁郁寡欢。唯有卢纶，既能写诗，又能做官。**他的《塞下曲》传颂至今，成为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。**中年时，他的诗声传遍长安，与仕途的平稳形成呼应。

这一阶段的卢纶，并无显赫功业，却能在朝堂存身几十年。对比那些跌宕起伏的同辈，他的人生更像是一条平缓的河流。没有惊涛骇浪，却能长久安宁。

晚年安逸

时间进入9世纪，唐帝国进入藩镇林立的中唐时期。朝堂动荡依旧，牛李党争愈演愈烈，宦官干政愈加严重。许多官员因卷入党争而被贬谪，或远徙岭南，或流放荒僻之地。卢纶却依然安然无恙。

大约在公元822年，卢纶年届85岁时正式辞官返乡。唐代平均寿命有限，文人因政治打击而早逝者更不计其数。能够活到八十五岁，并且在仕途上没有遭受打击，实属罕见。

他归乡后，定居于河中故里。晚年生活安宁，不再参与朝堂纷争。他整理诗稿，继续与友人唱和，留下大量边塞诗。其代表作《塞下曲》六首流传最广，简洁明快，意境深远，成为后世教材中的常见篇章。

卢纶的晚年，与同时代文人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。韩愈在谪居中依旧笔耕不辍，终在晚年得以复起，却已历尽坎坷；柳宗元在永州孤独中病逝，年仅47岁；白居易虽高寿，但仕途中起伏不断，直到晚年才得安稳。卢纶则从未经历贬谪，一生仕途平顺，晚年安逸归乡。

他的高寿也为当时士人所称道。唐代战乱频仍，文人多早逝。卢纶八十五岁高龄，堪称奇迹。他在乡里安度晚年，成为地方士族的长者。与许多悲剧性的文人命运相比，他的一生像是唐代诗坛的一段清流。

晚年时期，他的诗继续在文坛流传。边塞诗因战争频仍而长期受到关注，他的《塞下曲》与岑参、高适的作品并列，被视为军旅诗的代表。学者们评论说，他的诗既有边疆的豪情，又有平实的格调，体现了大历诗风的独特面貌。

卢纶去世后，被乡里厚葬。他没有留下波澜壮阔的政治故事，也没有留下惊心动魄的贬谪遭遇，却以一种稳健的人生轨迹走完了大唐八十余年的岁月。他的经历，正好映照出大唐诗人群体的多样性：有人跌宕，有人沉浮，而他独独安稳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